在近期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特朗普提名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对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ESG给美国企业带来了 “重大负担”。他暗示，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 “商业工具” 来应对欧盟的这些指令。
本文共计：7186字 | 22分钟阅读
卢特尼克的表态被视为美国政府对欧盟经济政策的一次强硬回应。近年来，欧美之间在贸易、数字税、绿色政策等多个领域的分歧不断加深，此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的批评，进一步凸显了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1
美国反ESG现状
美国反对ESG风潮愈演愈烈，可以从政策与企业行为两个层面看到最直接的体现。
1.政策层面
联邦与州级政策的激烈碰撞
自 ESG 理念兴起，美国国内在政策层面就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在联邦层面，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对 ESG 表现出消极态度。特朗普本人认为气候变化是 “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之一”，其执政期间对新能源与 ESG 政策多有抵触。
在州级层面，美国国内形成了鲜明的 “红蓝对抗” 局面。共和党主导的州，大多是化石能源产区，积极推进反 ESG 立法。得克萨斯州早在 2021 年就通过法案，禁止州政府与抵制化石燃料的金融机构合作，致使贝莱德等 10 家资管公司被列入 “黑名单”，州养老基金剥离相关资产后，地方融资成本增加超 5 亿美元。
佛罗里达州于 2025 年颁布全美最严反 ESG 法，禁止州养老金投资决策中考虑 “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使得先锋集团和贝莱德不得不取消股东会议，引发市场动荡 。俄克拉荷马州在 2023 年指控贝莱德等 6 家资管公司 “抵制能源公司”，并禁止其在本州开展业务 。
与之相反，民主党主导的州则大力推动 ESG 政策的实施。加州通过 SB 253 和 SB 261 法案，强制大企业披露碳排放与气候风险；纽约州推进《气候企业数据问责法》，要求企业覆盖范围 3 排放 。
这种州级政策的巨大差异，使得美国企业在应对 ESG 相关事务时面临复杂且矛盾的合规要求。例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企业，需要同时满足得州的反 ESG 要求和加州的严格披露规则，合规成本大幅增加。
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随着特朗普胜选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美国 ESG 政策的不确定性达到了新高度。SEC 气候信披准则的落地过程充满波折。
2024 年 3 月，SEC 虽通过新规，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风险、减排计划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但规则已有所弱化，仅要求大公司报告范围 1 和 2 排放 。
即便如此，仍有 10 个共和党州联合提起诉讼，指控 SEC 越权且规则 “武断滥用” 。受此影响，该规则多次调整生效日期，截至 2024 年底仍处于搁置状态 。
2025 年，特朗普政府正式废除 SEC《气候披露规则》，这一举措极大地弱化了企业在碳排放和气候风险披露方面的要求，仅保留选择性披露，明显偏向传统能源利益集团 。
2.企业与机构行为层面
资管巨头的战略转变
面对日益增大的反 ESG 压力，资管巨头纷纷调整战略。2024 年 2 月，摩根大通、道富环球和黑石宣布退出全球最大气候投资联盟 “Climate Action 100+”，导致该联盟流失 14 万亿美元资金 。
黑石更是将 ESG 术语从其官方表述中完全剔除，CEO 拉里・芬克直言 ESG 的争议性可能损害公司声誉和业务 。贝莱德也表示 “考虑到气候行动 100 + 第二阶段计划可能与美国法律相抵触，计划将其 CA100 + 成员身份转移到规模较小的国际部门，以缩减参与规模” 。
这些资管巨头的行动，反映出其面临的政治与法律压力。Climate Action 100 + 在 2023 年要求成员推动企业 “实质性减排”，但资管公司认为这与美国法律要求受托人优先考虑客户经济利益的规定冲突 。
企业话语策略的改变
为了规避政治争议，众多企业开始调整话语策略，避免使用 “ESG” 一词，转而采用更中性的表述。可口可乐将年度报告从《商业与 ESG》更名为《商业与可持续发展》 。
黑石在公开文件中停用 ESG 标签，转而强调 “转型投资” 或 “气候风险管理” 。这些企业虽然在表述上进行了调整，但并未完全放弃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试图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寻找一种更为稳妥的表达方式，以减少外界对其 ESG 相关举措的争议。
基金行业的两极分化
美国的ESG 基金在近年来面临困境。2023 年美国 ESG 基金净流出 140 亿美元，32 只基金关闭，哈特福德基金删除名称中的 ESG 字样 。
2024 年上半年，美国 ESG 股票型基金首次出现资金净流出，规模达 400 亿美元，部分基金回报率显著低于传统投资（11% vs. 21%） 。贝莱德旗下最大 ESG 基金规模从 250 亿美元腰斩至 128 亿美元，反映出投资者对 ESG 标签的信任危机 。
与此同时，反 ESG 投资却悄然兴起。Strive 资管推出化石能源 ETF（DRLL），首周募资超 3 亿美元，吸引了大量保守派资金 。
这种基金行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表明市场对 ESG 投资的信心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投资者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更倾向于传统能源相关的投资领域。
2
美国究竟在反对什么？
美国通过反对 ESG，试图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保持自身的影响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全球话语权，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理念来塑造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 。
1.政治维度的复杂博弈
党派竞争的工具化运用
美国两党在 ESG 议题上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态势。民主党倾向于将 ESG 作为推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进步目标的重要工具，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引导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例如，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鼓励企业披露碳排放等环境信息，试图通过 ESG 政策来提升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践行民主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
而共和党将 ESG 视为民主党推行 “激进社会议程” 的手段，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特朗普时期，就对 ESG 相关政策多有抵制 。特朗普本人认为气候变化是 “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之一”，其执政期间放松了对化石燃料行业的监管，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一些气候相关政策 。共和党将 ESG 塑造为 “自由派精英” 的专属议题，以此动员保守选民，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 。特朗普称 “ESG 是社会主义阴谋”，这种言论激发了保守派选民对 ESG 的反感，将 ESG 问题与党派立场紧密挂钩，使其成为党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
联邦与州权的激烈角逐
美国的联邦制结构导致在 ESG 政策上存在联邦与州权的博弈。在联邦层面，一些政策制定者试图推行统一的 ESG 标准和监管措施 。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试图通过新规，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风险、减排计划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然而，这一举措遭到了部分州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共和党主导的州 。
在州级层面，共和党主导的州如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积极推进反 ESG 立法 。得克萨斯州 2021 年通过法案禁止州政府与抵制化石燃料的金融机构合作 。佛罗里达州 2025 年颁布全美最严反 ESG 法，禁止州养老金投资决策中考虑 “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利益” 。这些州认为联邦政府的 ESG 政策干涉了州内的经济事务，侵犯了州的自主权 。而民主党主导的州如加州、纽约州则大力推动 ESG 相关政策，加州通过 SB 253 和 SB 261 法案，强制大企业披露碳排放与气候风险，纽约州推进《气候企业数据问责法》 。这种联邦与州之间在 ESG 政策上的对立，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对权力和政策主导权的争夺，背后是各自政治理念和经济利益的驱动 。
2.经济利益的深刻纠葛
传统能源行业的巨大影响力
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实力强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力 。这些行业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通过大量的政治献金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据统计，2022 年能源行业向共和党捐款超 2 亿美元 。页岩油革命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传统能源行业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约占 GDP 的 8%，并提供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
ESG 政策中的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补贴等措施，对传统能源行业构成了直接威胁 。例如，限制碳排放会增加传统能源企业的运营成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会挤压传统能源的市场份额 。因此，传统能源行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积极推动反对 ESG 的政策，试图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他们通过游说、政治捐款等方式，促使政府制定有利于传统能源行业发展的政策，抵制可能对其造成冲击的 ESG 政策 。
短期经济目标的主导地位
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认为，ESG 政策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负担，从而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例如，企业为满足 ESG 标准，需要在环保设备改造、员工培训、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些成本可能会使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 。
在短期经济目标中，抑制通胀和保护就业成为重要考量 。为了抑制通胀，政府可能会放宽对油气开采的限制，以增加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 。2024 年美国原油日产量达 1320 万桶，创历史新高 。为了保护就业，政府可能会支持传统汽车行业，放宽燃油效率标准，延缓其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步伐，因为传统汽车行业是蓝领工人的重要就业领域 。这些短期经济目标与 ESG 所追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冲突，导致部分人因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而反对 ESG 。
3.理念层面的尖锐冲突
自由市场理念的坚守与 ESG 干预的矛盾
美国保守派秉持自由市场理念，强调市场应自由运行，企业决策应主要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他们认为 ESG 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 “股东资本主义” 原则 。在自由市场理念下，企业的首要责任是追求利润，资源配置应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而不是通过政府政策强制企业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 。
ESG 要求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平衡多方利益，这被保守派视为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侵犯 。例如，一些保守派智库和组织如联邦主义者协会积极推动司法挑战 ESG 政策，得州总检察长起诉 SEC 气候规则 “违宪”，认为政府通过制定 ESG 相关政策，干涉了企业的自由经营和市场的正常运行 。他们主张企业应专注于经济效率和股东回报，而 ESG 相关的要求会分散企业的注意力，增加运营成本，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自由竞争 。
意识形态的分歧与 ESG 理念的冲突
美国国内存在着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冲突，这种冲突在 ESG 问题上也有所体现 。反对 ESG 的一方更强调个人自由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认为 ESG 所倡导的企业要承担更多社会和环境责任，是对企业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他们认为企业有权根据自身的判断进行经营决策，而不需要受到过多外部因素的约束，包括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要求 。
而支持 ESG 的一方则强调集体责任，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为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不同群体对 ESG 的态度截然不同 。例如，在一些社会议题上，如多元化与包容性（DEI），ESG 倡导企业在招聘、晋升等方面关注性别平等、种族正义等因素 。但保守派将其视为 “左翼文化战争” 的表现，认为这是对企业自由用人权的干涉，破坏了企业原有的经营秩序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 ESG 在推行过程中面临巨大的阻力，成为反对者抵制 ESG 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
4.国际规则层面的复杂考量
全球化规则与本土利益的矛盾
在国际层面，欧盟碳关税（CBAM）等全球化规则对美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冲击 。美国钢铁、化工等行业由于碳排放强度较高，需要向欧盟支付额外的碳关税成本，这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2024 年美国钢铁行业因欧盟碳关税预估损失 8 亿美元 。
同时，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要求严格的信息披露，与美国联邦政策在 ESG 方面的倒退形成鲜明对比 。这使得跨国企业在应对不同地区的 ESG 规则时面临合规成本激增的问题 。美国企业为了满足欧盟的 ESG 标准，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数据收集、披露和战略调整，而美国国内政策却对 ESG 持消极态度，这让企业陷入两难境地 。美国政府和企业界认为这些国际规则损害了其本土利益，因此对与国际规则相关的 ESG 内容持反对态度，试图通过抵制 ESG 来维护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和经济利益 。
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潜在影响
美国反对 ESG 的背后还涉及国家主权与全球规则的话语权争夺 。美国长期以来在全球治理中试图保持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推动的 ESG 相关规则和标准，如果认为可能削弱其话语权和影响力，就会采取反对态度 。
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中，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原因就是认为该协定可能会限制其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行动自由，影响其对全球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美国担心在 ESG 领域，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规则和标准，占据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权，从而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
3
全球ESG何去何从？
随着美国对 ESG 的全面反对，全球 ESG 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从政治博弈、市场分化到技术创新，ESG 的全球格局正在重构。
1.区域分化：美欧中三极格局形成
美国：联邦与州级政策分裂
在联邦层面，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废除 SEC 气候披露规则，体现出其在 ESG 政策上的倒退。这一举措不仅削弱了 ESG 政策的强制力，还反映出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扶持倾向。这种政策导向背后，是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强大的游说力量，他们通过政治献金等手段影响政策制定，试图维持传统能源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经济学角度看，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调整面临巨大阻力，而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能源产业的经济贡献缺口，这导致联邦政府在 ESG 政策上的摇摆。
州级层面，民主党主导的加州、纽约州与共和党州之间的对抗加剧。加州通过 SB 253 等气候立法，积极推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碳排放披露等要求，这与民主党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符。而得州、佛州等共和党州通过反 ESG 法案，限制养老金投资 ESG 资产，反映出两党在 ESG 议题上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源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还与各州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密切相关。例如，得州的能源产业发达，传统能源企业对当地经济和就业影响深远，因此对 ESG 政策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较为敏感。
企业策略调整方面，可口可乐、贝莱德等企业淡化 ESG 标签，转向 “可持续发展” 等中性表述。这一现象背后，是企业在复杂政策环境下的务实选择。企业既希望避免因 ESG 标签引发的政治争议，又不想放弃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质投资，因为长期来看，可持续发展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从企业战略角度看，这种调整是在平衡政治风险与市场机遇，通过更灵活的策略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和市场环境。
欧盟：强化监管与标准输出
欧盟在 ESG 领域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和《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等一系列法规，强化对企业的监管。这些法规要求企业在供应链中确保合规，严惩 “漂绿” 行为，从法律层面规范企业的 ESG 实践。欧盟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其 ESG 资产占全球 40% 以上，这得益于欧盟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
欧盟碳边境税（CBAM）的实施，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看，碳边境税是一种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贸易政策工具，旨在通过对进口产品的碳排放进行征税，促使全球企业降低碳排放，推动全球供应链向低碳转型。这一政策对美国高碳企业形成了外部压力，迫使它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不得不重视碳排放问题，加大对低碳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投入，否则将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和市场份额的损失。
中国：政策驱动与本土化实践
中国在 “双碳” 目标引领下，构建了完善的 ESG 政策体系，将 ESG 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沪深 300 企业 ESG 披露率超 90%，这一数据反映出中国企业在政策引导下对 ESG 的积极响应。政策驱动下，企业将 ESG 纳入战略规划，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还能提升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中国在 ESG 实践中探索出差异化路径，将 ESG 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以腾讯 SSV 为例，通过数字化工具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既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又实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为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通过产业融合和创新模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市场重构：投资逻辑与产业重心转移
ESG 投资分化
美国 ESG 基金市场出现收缩，2023 年 ESG 基金净流出 140 亿美元。这一现象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反 ESG 舆论的兴起以及部分州的政策限制，使得投资者对 ESG 基金的信心受挫。从投资心理角度看，投资者的决策受到政治不确定性和舆论导向的影响，导致资金从 ESG 基金流出。同时，Strive 资管等推出反 ESG 产品，如化石能源 ETF，迎合了部分保守资本的需求，进一步加剧了 ESG 投资市场的分化。
欧盟在绿色金融领域持续扩张，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规模不断扩大，预计 2024 年欧盟 ESG 资产规模将突破 20 万亿欧元。这得益于欧盟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高度认同。在投资组合理论中，ESG 投资被视为一种能够分散风险、提高长期收益的投资策略，欧盟的投资者通过配置 ESG 资产，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环境社会目标的双重追求。
新兴市场在 ESG 投资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亚洲、非洲通过 “一带一路” 承接中国绿色技术，光伏、储能产业加速渗透。“一带一路” 倡议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技术、资金和项目支持，促进了当地绿色产业的发展。从国际经济合作角度看，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全球绿色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也为全球 ESG 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
产业竞争焦点转移
美国页岩油产量创历史新高，体现出其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产业优势和政策支持下的发展态势。然而，欧盟碳边境税的实施对美国传统能源产业出口形成制约，迫使美国能源企业寻求亚洲市场等其他出路。从国际贸易格局来看，这一变化打破了原有的能源贸易平衡，促使美国能源企业调整市场战略，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能源合作，同时也推动了全球能源市场的重新整合。
在绿色技术竞赛中，欧盟投入 5000 亿欧元推进氢能、电池技术等研发，展现出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雄心。中国在光伏组件等领域占据全球 70% 份额，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绿色技术发展上依赖政策补贴追赶，这反映出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的滞后。从产业竞争理论来看，绿色技术的发展将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各国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市场拓展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3.治理体系：碎片化与规则博弈
国际标准分裂
美欧在 ESG 披露标准上的对立，使得企业面临 “双轨制” 合规压力。例如，苹果需在欧盟披露范围 3 排放，但在美国规避相关要求，这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管理复杂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市场交易成本上升，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满足不同地区的标准要求，这不仅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还可能导致市场分割，降低全球 ESG 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ESG 评级体系的混乱也削弱了市场信任。标普 ESG 指数剔除特斯拉却纳入埃克森美孚等事件，暴露了评级标准的主观性。评级机构在评估企业 ESG 表现时，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导致评级结果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 ESG 水平。从信息不对称理论来看，评级体系的混乱加剧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难以依据评级准确判断企业的 ESG 风险和投资价值，这将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阻碍 ESG 投资的健康发展。
多边机制弱化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全球减排目标缺口扩大，破坏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合作至关重要，美国的退出使得全球减排行动面临巨大挑战。从国际合作理论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形成合作博弈的局面。美国的行为打破了原有的合作均衡，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减排策略，加大减排力度，以填补美国退出带来的减排缺口。
美国拟对欧盟碳关税发起诉讼，可能引发 WTO 争端，这将冲击全球绿色供应链。从国际贸易法律角度看，碳关税的实施涉及到复杂的贸易规则和法律问题，美国的诉讼行为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全球绿色产业的供应链稳定。全球绿色供应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贸易争端将干扰原材料供应、产品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增加企业的运营风险，阻碍全球绿色产业的协同发展。
尽管美国反 ESG 浪潮带来短期震荡，但全球 ESG 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