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全球合作发展等话题之外，零碳、可持续，是本届博鳌的热词。这不由得让人对绿色金融予以关注。当前，国内绿色金融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又有哪些掣肘与挑战？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与事后评级该怎样做？带着这些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在博鳌现场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
图片来源：北京商报 摄影记者：董晗萱
扶持“弱势群体”
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绿色金融范畴同样存在。王遥直言，中小企业始终是“弱势群体”，这也是要发展“绿色普惠”的根本原因。而出现这样的情况，背后是企业信息不透明所致。如何解决？首先就需要金融机构识别出绿色普惠的经济活动和项目是什么。
此外，金融机构需识别中小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风险，以实现资金精准投放。金融科技此时能够发挥良好作用。王遥表示，利用好AI技术、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让绿色中小企业更多发现市场机会，也能有效解决资金供需双方期限错配问题。
另一方面，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仍是金融支持的“主力军”，以创投和耐心资本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动力不足。
“推动绿色转型的核心关键是技术应用和开发。目前，我们在直接融资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绿色低碳发展首先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王遥说道。
对此，需要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运用好不同的融资手段。例如在技术尚未商业化的初始阶段，以天使投资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当技术相对成熟，并进入市场运用阶段，银行贷款介入，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可以发债。
王遥强调，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让更多的绿色企业和项目通过股权融资获得资金。希望有更多的产业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与此同时，希望直接投资者将绿色低碳可持续理念融入其投资中。
评级是否科学将由市场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方面政策不断完善，实践力度提升，关于ESG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效应受到广泛关注。2024年4月，三大交易所共同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强制45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成为我国ESG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在国内上市公司ESG信披数量稳步提升、频创新高的同时，仍有一些争议性的声音：数据要披露到怎样的程度？对公司ESG评级标准是否需要统一？
王遥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划分为三个“层级”。其一正如三大交易所新规，上市企业需要遵循监管要求进行披露，具有强制性质，这是一个从部分强制到全市场的过程。
实际上信披要求再往上一个层级，即法律规定。例如，欧盟有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法规，虽然现在已放松了部分要求，但仍然以立法形式存在。接下来，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NGO（非政府组织）机构，会发布一些并不具备强制性的指引原则。在这样的不同层次下，上市公司一方面必须遵循法律和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主动接受国际准则，并根据准则进行披露。
ESG的评级，则是在事后进行，即在公司披露完成后，由不同机构对已披露的信息进行评价。个别评级机构会进行尽职调查，不仅参考公开信息，还会下到企业进行调研。不过，由于无法覆盖众多企业，这种尽职调查的数据可信度不如上市公司收集信息后用自己的评价体系进行的评价。
王遥认为，评级不需要统一标准，评级市场应该是一个包容性市场。每家机构，都可遵循自己的评价逻辑、侧重点。
“从信息披露角度来看，未来趋势将从自愿、半强制再到强制。从评级角度来看，市场将验证哪些评级机构的评价更科学。”王遥总结道。
政策工具箱并非仅有金融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而绿色金融正是其中重要一环。事实上，早在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即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绿色金融作出定义，即“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而历经多年发展，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稳步推进，在信贷、债券、基金等领域都有长足进步。
“应该说在全球来看，中国的绿色金融都是处在领先位置的。”王遥评价。虽不能称已完全成熟，但始终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之中，发挥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一方面，绿色金融的发展让资源能够更多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另一方面，在绿色标准的制定上，我国已做了很多工作。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5年1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对重点领域划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等均做了详细规定。
政策引领之下，市场反馈良好。多样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真正撬动社会资本流向低碳领域。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四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占各项贷款总余额的比例约为14%。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2.25万亿元和12.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5%。
展望未来，王遥建议，激励性政策如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可以进一步延长时间，并扩大范围。
而所谓“政策工具箱”，也并非仅限于金融政策，也有与财政、产业政策协同。王遥指出，需要充分利用公共资本、多边开发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资金，与商业性资金结合，并探索灵活混合金融机制、风险担保机制等。例如财政方面提供贴息，金融与之配合，这样可以降低资本投入风险，从而吸引更多资金加入。此外，还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同，尤其在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及落实上。
开放下的好生意
转向国际视角，在王遥看来，中国在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方面处在领导者的位置，同样算是交出一份优秀“成绩单”。通过产品创新、知识共享、海外投资等方式，绿色金融的国际话语权越来越高。
正如博鳌亚洲论坛“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的主题，推动国际合作是持续性的工作。对此方面，王遥展望，首先要推动标准共建，尤其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参与度和领导力。以标准共建为基础，更好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
合作的关键，在于市场联通。一方面是碳市场未来的连接，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引进来。“我们可以运用共同的标准在国际市场上发行更多金融产品。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我们也有很多新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投资，都是中国人的生意。”
王遥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实现市场互联互通和商业机构与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同时，也要更好地开放市场，例如让境外发行人来中国发行绿色熊猫债，这样可以让其他境外想募资的机构在中国募到钱。
此外，国际合作也应当围绕能力建设、协调治理开展。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在相关国际合作平台发挥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