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近年来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公司治理议题。企业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股东至上的经营策略，而esg则旨在弱化股东至上本身。esg历来受到投资者的极力反对，认为其是施加在公司身上的成本较高的伦理道德。当下，投资者逐渐接受甚至推动esg。公司投资者从esg的反对者转向esg的拥护者，背后有深层的经济、政治等逻辑。从经济层面看，esg不能被视为是外界强加给企业的负担，而是公司实现可持续盈利的重要保障机制。从政治层面看，esg可以让公司获得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维度看，应当改革公司现有的董事会委员会架构，选择合理的董事会委员会负责esg的实施，将esg明确规定为董事会成员的法定义务内容。从信息披露维度看，应当选择合理的esg信息披露模式，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披露，同时确保公司esg信息披露方法实现统一化。最后，积极推行esg诉讼制度，借此防止公司管理者对esg的不当操纵。
五、esg的实现：通过信息披露激励esg治理
esg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让公司变得更好进而可持续盈利的机制，除了需要改革公司的组织架构，esg信息披露也是确保esg目标实现的重要工具选项。信息披露机制在社会风险治理领域历来具有积极意义，是因为社会风险的治理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市场效率低、守法积极性弱、治理透明度欠佳等问题，信息披露制度对于解决相关问题效果较好。具体而言，esg信息披露会给公司施加压力，使其认真对待公司造成的环境风险等社会问题，促使公司对自己行为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负责，否则公司会面临声誉惩罚和诉讼风险等不利局面。
信息披露制度固然对于风险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公司通常对信息披露制度持有较为敌对的态度，没有公司愿意将自己更多暴露于信息披露制度之下。在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过程中，ngo和投资者发挥了积极作用。ngo之所以关注公司esg信息披露，是希望借助信息公开来控制公司的不良行为，确保公司的经营行为对社会更加负责。投资者之所以关注公司的esg披露，是希望借助信息披露来筛选最佳的投资对象，确保投资对象是盈利能力和经济回报良好的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研究表明，esg现在已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分析中的核心考虑因素，投资者将其作为投资风险和回报分析的重要考虑因素。在投资者看来，公司的esg信息如果披露不当，短期则会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长期会影响公司的股东利益。当下，esg被视为直接影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oecd、g20、iosco、iasb、iso等诸多组织均将esg作为公司非金融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迫使将公司之前未必愿意跟第三人分享的信息进行披露，有助于公司之外的主体对公司的运营行为进行监督，无形之中对公司管理者的行为构成压力。但是，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所披露的信息由于专业性较强，公司如何对自己的esg信息进行披露对于这一制度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极为重要。如果对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方式没有合理的规范，esg信息披露无法帮助公司之外的主体合理评估公司的esg信息质量，无法根据esg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从全球esg信息披露的发展来看，目前的esg信息披露大致呈现为如下模式：自愿模式、强制模式和混合模式。
esg信息自愿披露是当下全球esg信息披露的主要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法律没有对公司esg信息披露明文做出强制规定的背景下，公司自发披露自己的esg信息。公司esg信息披露自愿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私人力量的推动，主要是因为公司的股东积极关注公司esg信息，迫使公司自愿披露相关的esg信息。在公司股东的积极推动下，公司esg信息自愿披露发展迅速。2019年，90%的s&p 500强公司开始发布独立的esg报告，2018年这一占比只有86%，2011年仅有20%。esg自愿披露模式很大程度上是esg的私人治理模式，其具有esg信息披露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等优点。但是，esg信息自愿披露模式存在内容准确性不够、误导性较强和可比较性较弱等特性。问题的根源在于esg自愿披露模式下，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不同信息需求，esg信息披露报告方法千差万别。正是由于esg信息自愿披露模式的不足，导致esg信息披露无法保证合理的投资分析、风险定价以及资本分配，更是诱发层出不穷的esg“绿洗”丑闻，2021年的德意志银行丑闻便是典型事件代表。
鉴于esg信息自愿披露模式存在不足，人们对esg信息强制披露模式寄予厚望。esg信息强制披露模式是指通过立法明确规定esg信息披露相关事宜，是一种标准化信息披露制度。esg信息强制披露模式的优点在于让信息接受者容易对相关公司进行有效识别和比较。欧盟是esg信息强制披露模式的代表，英国和新西兰等国也通过立法明文规定esg信息的强制披露义务。正是认识到esg信息强制披露模式的比较优势，美国在积极尝试将其esg信息披露从自愿模式转向强制模式。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为esg信息是一种对公司经营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公司披露相关信息应当成为其强制性的法定义务。美国立法者对此作了大量尝试，2019年针对证券市场提出了《气候变化披露法》（climate disclosure act of 2019）提案，2021年提出了《公司治理改善和投资者保护》（corporate governance improvement and nvestor protection）提案以及《esg信息披露简化法》（esg disclosure simplification act）草案，相关的提案和草案均要求公司披露esg信息。2022年，美国证监会拟定强制性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规则，要求相关公司在注册申请表和定期报告中披露气候变化等信息，特别是其公司的商业、运营和金融条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esg信息披露的混合模式是指esg信息披露具有公私合作的特征，融合了esg信息自愿披露模式和强制披露模式的诸多方面，其典型代表是香港的esg信息披露遵守或者解释（comply or explain）制度。所谓esg信息披露遵守或者解释制度是指，公司如果认为新的披露要求与自己无关，可以选择不遵守相关规定，但是需要解释为什么不遵守相关规定。
esg信息披露模式选择是确保信息接收者及时获得信息的关键一环，但是各种模式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编制esg信息披露报告，其是保证信息接收者接收信息是否有用的核心所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适用的esg信息披露报告编制方法，导致相关的公司无所适从、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变相鼓励公司更多关注这一话语而不是认真服务利益相关者和全社会。正是由于esg信息披露报告过于灵活，公司esg“绿洗”行为层出不穷。为了确保公司披露的esg信息有用，政策制定者应当编制统一标准的esg信息披露报告方法。编制统一标准的esg信息披露报告方法现已成为全球共识，不仅私人层面的私人标准设定者、国家层面的金融规制者和证券规制者，甚至国际层面的联合国、wef、iosco和g20等均围绕这一目标而努力。
我国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公司法》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保护股东知情权的相关规定中，如《公司法》第209条规定公司应当向股东送交公告和其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则更为综合全面，其覆盖了公司的年度报告和重大事件等事项。从esg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公司法》中旨在保护股东知情权的信息披露，还是《证券法》中旨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信息披露，均没有明确规定esg信息披露。不过，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出台诸多与esg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文件，特别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较为成熟。譬如，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保部令第24号）、中国证券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82号）《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成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依据。我国证券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出台了专门的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指引，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近年来，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及域外esg快速发展的影响，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也取得了快速发展。我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先后出台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文件，上海、深圳和北京三地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上证发〔2024〕33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深证上〔2024〕284号）、《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北证公告〔2024〕14号）。可持续报告所涉及的内容与esg内容高度重合，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前所未有。
不过，从我国公司已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实践看，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能否有效运行还面临不少挑战。未来，公司信息披露监管部门应当细化esg信息披露的标准，让公司和投资者可有效进行esg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借助完善的esg信息披露损害赔偿诉讼机制对公司esg信息披露进行事后的监督。
六、esg的实现：通过诉讼实现esg监督
公司结构改革和信息披露制度从制度层面为esg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是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被认真落实。公司机构改革固然有利于esg信息在公司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流通，但是如果管理者对esg信息缺乏认真对待的态度，围绕esg的公司机构改革也没有多大意义。同理，esg信息披露尽管可以威慑公司的管理者不要随意撒谎，但是它未必能够确保公司管理者解决各种管理盲点。esg信息披露可以告诉人们公司在esg方面的信息，但是无法告诉人们公司管理者到底对esg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为了防止esg信息披露成为公司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托词，给人一种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相关问题的错觉，需要相应的esg诉讼机制确保公司管理者认真对待esg。
esg诉讼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可以提起esg诉讼。基于文义解释的视角，鉴于esg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那么与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的主体似乎都可以提起esg诉讼。以e所代表的环境保护为例，如果公司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对产品的环境性能做虚假宣传，那么产品的消费者有权对公司提起的赔偿诉讼，因为消费者因公司的消费操纵行为而遭遇欺骗。企业如果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没有认真削减，那么企业因此有可能成为气候变化诉讼的被告。以包含于s中企业供应链管理为例，如果企业没有严格保护供应链企业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那么企业的股东可以起诉企业，因为企业的做法容易让股东的利益遭受损失。以g中的董事会组成成员多样性为例，利益关系人如果认为公司董事会的组成没有体现多样性，则可以依据劳动歧视法规起诉公司。只有赋予利益相关者可以起诉公司违反esg，公司管理者才有可能将对待esg的态度从被动转向主动。
esg诉讼其次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依据何种法律提起esg诉讼。从概念维度来看，esg主要覆盖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esg诉讼对应涉及一国的环境法、社会法和公司法等诸多法律。事实上，esg诉讼涉及的法律范围较广，除了环境法、社会法和公司法，还涉及一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和证券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以e所代表的环境保护为例，如果原告是公司产品的消费者，其提起esg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主要是消费者保护法，环境法主要作为证明被告行为违法的依据。如果原告是公司的股东，那么原告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主要是证券法，原告的核心诉求是被告的行为对其投资构成误导并造成损失。公司因esg中的环境不当行为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检察院和ngo可以以公司违反环境法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sg诉讼最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原告可以提起何种诉求。从域外现有的esg诉讼实践来看，esg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请求主要有两类：赔偿诉讼和非赔偿诉讼，前者主要是因esg事宜遭受损失的主体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后者主要是因不满公司esg管理的主体提起股东诉讼。赔偿诉讼的代表是被告对其生产的产品做了不当的环境宣传，产品购买者对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的虚假环境宣传造成的损失。除此之外，esg诉讼主要是公司的股东提起的相关诉讼，比如公司股东要求针对公司管理者没有披露esg信息或者选择披露esg信息的行为提起诉讼。
七、结语
esg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资本市场从股东资本主义向相关者资本主义迈进。esg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们对公司形象的想象，公司不仅服务于股东，还须服务于利益相关者乃至全社会，这是公司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机构的基本功能。esg不仅因其服务于全社会在伦理上具有正当性，更是因为其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成为公司的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帮助公司实现盈利的可持续性。得益于esg，可以确保公司与其他主体进行更加流畅的交流，帮助公司及时发现潜在的危险行为，避免公司未来遭受更大的损失。esg通过帮助公司不断进化并迎接各种新挑战，可确保公司获得长期的发展而不是当下的短期回报。
从投资的维度来看，esg不是外界强加的道德绑架而是一种新的投资策略：公司做好事可以让公司更加赚钱。在投资者看来，公司之所以应当注重消费者的权益，不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良心发现，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帮助公司进行技术革新和赚取更多的金钱。当然，esg的美好承诺能否兑现，依赖于法律做出回应性改革。首先，需要改革公司的决策机构，选择合理的机构负责esg的实施，并确保在不同管理团队之间分配esg管理责任。其次，需要改革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法律义务结构，让esg成为董事会成员法定信义义务范畴。再次，需要创设标准化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无形之中迫使公司管理者认真对待esg。最后，esg诉讼作为强有力的工具选择，通过法律责任机制防止公司管理者侵蚀公司esg。esg制度的理想状态是未来帮助公司创设一种新的文化和精神：公司行为必须符合伦理道德和公平正义等要求。
